ng体育一条横街在南城作为北京南城地区的一条古街，南横街文化积淀丰厚。辽、金、元时期，那里是都城郊外的一条路，偏僻荒凉。到了明代，道路两厢定居者增多，渐渐形成街巷，也渐渐繁荣，但没有正式名称。它的正式名称起始于清代，叫做横街。不久，又一分为三：东横街、中横街、西横街。后来，再度合并，统称南横街。为什么叫南横街呢？据说，南横，就是横在菜市口南边的意思。那时，菜市口是处决犯人的法场，这条街横在南边，可以阻挡犯人向南逃跑。这种说法难以考证，却给南横街平添几许传奇色彩。

　　时期，南横街还有一个名称——城隍庙街，因为这条街东头曾有一座城隍庙。1965年，南横街东段定名为南横东街，西段定名为南横西街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宽阔的菜市口大街建成，南横街被正式一分为二，南横东街和南横西街从此有了明确分界线。南横东街东起北纬路，西至菜市口大街；南横西街东起菜市口大街，西至牛街。现在，南横东街与南横西街高楼林立，车辆川流不息。

　　明清时期，南横街店铺众多。从出售针头线脑、油盐酱醋、米面杂粮、早点小吃、日用百货、文房四宝的小商店，到经营烤鸭、卤煮的知名饭庄，各种店铺一应俱全，生意也好。市声嘈杂中透着暖意，整条街上充满烟火气息南宫ng体育。

　　明朝迁都北京后，起源于南京的烤鸭也随之传到了北京。嘉靖年间，有人在南横街的米市胡同开了家烤鸭店，生意红火。当时，正在严嵩的谏臣杨继盛到这家烤鸭店就餐，看到菜肴色香味俱佳，价格公道，随口说：“真是方便宜人。”这话被店家听到后，甚是欣喜，便请杨继盛题写店名。杨继盛从“方便”与“宜人”中各取一字，题写了“便宜坊”三个字。店家将其制作成牌匾，悬挂于门楣。从此，便宜坊烤鸭火遍京城。

　　南横街米市胡同里有过一个谭家菜馆，那是谭宗浚之子谭瑑青于1909年从西四羊肉胡同迁过去的。谭家菜是清末官员谭宗浚的家传筵席菜，因为他是同治二年的榜眼，又称“榜眼菜”，烹制方法以烧、炖、煨、靠、蒸为主，因“精于高汤老火烹饪海八珍”而成为闻名遐迩的官府菜之一。谭瑑青在南横街米市胡同经营谭家菜期间，经常邀请政界、军界要人及富商、文化名流到菜馆宴饮，使谭家菜名声大噪，以致社会上流行一句顺口溜：“戏界无腔不学谭（谭鑫培），食界无口不夸谭（谭家菜）。”在当时的京城，品尝谭家菜成了一种时尚，甚至有人远道慕名而来，在谭家菜馆一掷千金。

　　清代乾隆年间，京城的大街小巷里经常出现一位挑着担子卖炖下水的老人。由于香气飘得很远南宫ng体育，不用吆喝，顾客也能找到。一碗炖下水，两个火烧，既充饥又解馋，穷人喜欢，富人也喜欢。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口碑之后，老人在南横街选了一处门面，开了家卤煮小肠店。由于卤煮小肠做得地道，服务周到，很快赢得食客青睐。那位卖卤煮的老人姓陈，人们亲切地将他的卤煮店称作“小肠陈”。到了上世纪初，“小肠陈”在天桥、虎坊桥、前门、西单一带均有摊位，华北楼戏院门前的那个摊位名声最大、生意最火。当时，梅兰芳、张君秋、新凤霞等唱完大戏后，每每叫一碗卤煮小肠以饱口福。1956年，公私合营，“小肠陈”在南横街的燕新饭馆内专门制作卤煮火烧。到了传人陈秀芳时，卤煮火锅、卤煮砂锅及百余种下水风味菜肴被开发出来，“小肠陈”的卤煮小肠获得“中华名小吃”称号，卤煮什锦火锅获得“中国名菜”称号。

　　如今，南横东街的中华老字号“小肠陈”仍在营业，店门两侧有一副对联——“享卤煮童叟无欺；老字号诚信仁和”。

　　明清时期，科举制达到鼎盛，举子们纷纷进京赶考。京城每三年举行一次会试，各省举人均可参加。通过会试的贡士，还要参加皇帝亲自策问的考试，即殿试。清嘉庆年间南宫ng体育，每次进京应试的举子多达万人。他们来到京城后，举目无亲，食宿成了一个问题。尽管民间有一些人家出租单间客房，专门接待应试举子，但那些“状元吉寓”价格昂贵，令寒门举子望而却步。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凭借乡谊得到关照的地方，在摆脱经济窘境的同时，还能扎堆取暖。此外，及第的举子等待朝廷分配官职，落榜的举子滞留京师等待三年后的会试，同样需要住所。

　　于是，会馆应运而生。清代光绪年间，北京南城的大小会馆多达400余所。南横街及其延伸的胡同为会馆密集区域，约有会馆百余所，譬如，粤东会馆、贵州会馆、开郑会馆、南海会馆、全浙会馆、湘阴会馆、泾县新馆等。

　　京城的粤东会馆有3所，分别位于西打磨厂街、广渠门内和南横街东北角。南横街的粤东会馆建于清朝末年，由康熙年间大学士王崇简的怡院一角改建而成，占地6亩。戊戌变法时期，保学会在此成立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经常出入这家会馆。元年，这里还举行过孙中山来京的欢迎会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在菜市口大街修建过程中，这家会馆被拆除。

　　比粤东会馆还多的是贵州会馆，共有8所，分别为：樱桃斜街11号的贵州老馆、棉花胡同的贵州新馆、广安门内大街的贵州西馆、樱桃斜街路南的贵州中馆、教场二条的贵州南馆、教场六条的贵州北馆、大同的贵州东馆以及南横街的贵州会馆。南横街的贵州会馆始建于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，当时由任刑部侍郎的李端棻倡议集资修建，过了9年才建成。此处贵州会馆有4座四合院，设有黔学堂，为贵州籍旅京人士授业解惑。

　　在熙来攘往的南横东街和南横西街，我没有找到贵州会馆。也许它与绝大多数会馆一样，已经湮没于历史的尘埃。

　　清代的南横街14号曾有一家河南籍会馆，名曰开郑会馆。据国家图书馆馆藏《北京会馆资料集成》记载，开郑会馆始建于清嘉庆年间，为旧开封府所属18县同乡所建，原名开封会馆。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年），开封府所属郑州升为直隶州后，更名为开郑会馆。这所会馆有两处房产，除南横街14号的东、西院落外，还有贾家胡同29号的四合院。如今，这些院落均已荡然无存。

　　那些在南横街存在过的会馆，为应试举子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，甚至成了举子们的“安乐窝”。而举子们步入官场后，又对会馆及会馆里的恩人予以关照，这是后话。

　　在清代，北京宣武门以南地区被称作“宣南”。由天桥民俗文化、大栅栏商业文化、琉璃厂士人文化等构成的地域文化，渐渐演变成一个意蕴独特的概念——宣南文化。而作为这一地区文化底蕴丰厚的一条古街，南横街因名人聚居和名人活动，为宣南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　　清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，曾国藩进入翰林院成为翰林后，在南横街千佛庵租了4间房，月租4000文，折合白银33两。那是他的临时住处，而非私宅意义上的故居。从1838年到1852年，曾国藩在京城生活了14年，一直租房居住，从未购置房产。除了南横街，他在京城租住过的地方还有椿树胡同的长郡会馆、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、绳匠胡同（今菜市口大街）、正阳门内的碾子胡同等。那情形，就像现在的“北漂”。

　　不久，他的父亲带着他的妻儿进京，以致房间拥挤，不得不从南横街千佛庵搬到绳匠胡同一座稍大的院子。人丁兴旺，使曾国藩频繁搬家。1847年，曾国藩举家迁居到南横街路北一座宽大的宅院。那座宅院共有40多间房，是他在京城租住过的最宽敞气派的房子。

　　南横街的湘阴会馆，是中国社会党创始人陈翼龙从事活动的地方。他还在那里创办了平民义务学校，招收平民子女入学。邓颖超曾在这所学校读初中班，并随担任教师的母亲居住在校内。湘阴会馆原为圆通观的西跨院，庚子事变前后，志士秋瑾曾在那里居住。

　　南横街西段有座千年古刹——法源寺，古寺对面有座全浙会馆，龚自珍15岁时就住在那里，直到17岁搬进门楼胡同。那时，他还是一个贪玩的少年，经常逃学。他在法源寺门口心不在焉地翻书，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。家中长辈来找他，他就东躲。一个追，一个跑，法源寺僧人将那种情景描述为仙鹤捉顽猴。可见，龚自珍在南横街全浙会馆的时光是逍遥快乐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多次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。

　　在南横街居住过的文化名人还有袁氏三兄弟，即地质学家和地质教育家袁复礼、图书馆学家和目录学家袁同礼、体育家和体育教育家袁敦礼，他们被学术界尊称为“袁氏三礼”。如果把范围扩大到南横街旁边的胡同，在这里居住过的风云人物还有米市胡同的康有为、粉房琉璃街的梁启超、贾家胡同的林则徐等。遗憾的是，遗迹难寻。惟有他们的故事和传说，依然在世上流传。